文昌帝君？竟然是妖精的化身！

“文昌帝君，竟然是妖精的化身！”这可不是标题党。

依据《博物广志》、《华阳国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蜀记》、《直隶绵州志》等史书记载，阐述其渊源说，七曲山古名尼陈山，山中有直径一丈二尺的大梓树，夏禹治水，需造独木舟，令匠者伐梓造舟，梓树变化为童子，禹责而伐之，因此山产梓树，梓树化为童子，助禹治水有功，故名梓童山，因山下有驰水（潼水古名驰水）缠绕，因此又名梓潼山。先民以为梓树是神，即建祠祭祀。

蜀王开明十二世遣蜀大将五丁开劈秦蜀通道，并迎秦国美女和金牛入蜀，梓潼树神又变化成蛇，与五丁斗，压杀五丁和秦国美女。因梓潼树神多次变化为蛇形，故尔《华阳国志》记载说：“梓潼县，郡治。有五妇山，故蜀五丁力士所拽蛇崩山处也。有善板祠，一曰恶子，又名亚子。”梓潼树神之祠名善板祠，又名恶子祠或亚子祠。其“善板”之意不可解，是否为古蜀语，亦不得而知。

其“恶子”、“亚子”之意则明达也。古人谓“恶”与“亚”相通。《尔雅·释亚》：“蛇，迭亚也”。故尔“恶子祠、亚子祠”，亦即“蛇神祠”之意。此乃古蜀人对树和蛇的图腾崇拜。（摘录梓潼县人民政府网文昌文化要义）

万物皆有灵，这不仅仅是对图腾的崇拜，更是中华民族感恩、报德的精神体现。

文昌帝君最初的信仰起源，化身为树精时救水有功，化身为蛇精时谏君有功。不论是妖也好，精也罢，都是万物万灵的存在形式之一，百姓感念其德行，哪怕其为植物、动物精灵，也照样尊其为树神、蛇神。

东晋以前，所有史书在记述大庙时，只有“亚子祠”、“恶子祠”之称，祠主亦称“梓潼神”、“恶子神”、“梓潼树神”，而无“张”字。

现在世人所熟悉的，关于文昌帝君是“张亚子”的传说，又从何而来呢？

这就不得不提到张育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〈公元373年〉，前秦王符坚遣将军徐成、杨安、姚苌等率军5万，攻取东晋的梁州（州治汉中）和益州（州治成都），十二月入成都。宁康二年（公元374年），夏五月，蜀北张育、杨光等从梓潼起兵击秦，并致书晋孝武帝司马曜请求派军支援。晋孝武帝先后两次派军入蜀增援张育，但均被秦军阻击于蜀境之外。张育于六月进抵成都，围歼秦之杨安军。张育见晋之援军不到，为了号召民众，即自称蜀王，改年号为“黑龙”。此时，蜀南亦有张重、尹万等起兵反抗前奏之军，进抵成都后，与育合围杨安之秦军。前秦王符坚见杨安危急，又遣邓羌帅甲士五万人入蜀增援杨安。张育遭到杨安和邓羌夹击，被迫从成都撤围，败退至绵竹（县治今罗江县黄许镇），被邓羌、杨安杀害。梓潼人嘉张育举义之节，即于亚子祠（今曰特殿）之北建张育祠（今文昌正殿），并塑像祭祀。

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，“张亚子”之名，来源于张育祠与亚子祠的合并，由于张育庙建在亚子祠一侧，后人即将张育的姓氏冠于亚子名前，梓潼神就成了张亚子。

信仰的发展，会吸纳所处时代、社会的正能量，从而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，张育与亚子的信仰结合，便是忠义、不屈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发展。

历史的发展是文明的进步，信仰也是如此，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。

早在唐朝之前，梓潼神只是作为四川地方民俗信仰，但在一次又一次的神威显赫中，他的信仰，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天宝十五年（公元756年），唐玄宗李隆基为躲避“安史之乱”而入蜀，过梓潼入“亚子祠”敕封“梓潼神”为“左丞相”。因侍臣有“细雨霏微七曲旋，郎当有声哀玉环”的诗句咏叹玄宗入蜀的心景，后人遂取诗中“七曲”二字以为庙名，即将“善板祠、张育祠”呼为“七曲寺”，且将梓潼山亦改名为“七曲山”。广明二年（公元881年），唐僖宗李儇为躲避黄巢起义军的追杀，而亡命入蜀，至七曲寺拜见“梓潼神”，敕封张亚子为“济顺王”。宋真宗笃信道教，咸平四年（公元1001年），即敕封梓潼神张亚子为“英显王”。道教之“千道会”即尊奉张亚子为“太玄无上上德真君，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”，又说：“真君道号六阳，居真庆宫桂香殿，主人间寿夭祸福”。佛家弟子亦不甘示弱，在其《宛委余编》一书中记载说：“文昌神君乃黄帝之子，名挥，遇难后，为文殊菩萨所营救，即皈依佛门，复名梓潼神君，掌天廷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”。从此，梓潼神不仅因“张育祠”而有了“张”姓，而且经宋代的道家和佛家的渲染，又和“文昌”挂上了号。南宋绍兴十六年（公元1146年）始按王府格局将“七曲寺”改为宫殿式的王宫建筑，并敕庙名为“灵应祠”。南侧之“亚子祠”亦更名为“风洞楼、白特殿”。元仁宗延祐三年（公元1316年），便承袭南宋佛家和道家之说，将张亚子敕封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。明思宗崇祯十七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张献忠自武昌率军入蜀，八月克成都，称大西王，改元大顺。十月，率军转战川北，十一月率得胜之军回成都，路过梓潼，入七曲山灵应祠拜见张亚子，对神说：“咱老子姓张，尔也姓张，为甚吓咱老子。咱与尔联了宗吧”。即敕封张亚子为“姓祖高皇帝”，并建太庙于山。《蜀龟鉴》记载说：“张献忠自谓文昌后裔，宜帝马蜀，建太庙于山”。太庙建成后，张献忠赋诗称贺曰：“一线羊肠路，此地更无忧。人是人神是，同国与天休”。之后，七曲山灵应祠，即被世人呼为“太庙”。次年，张献忠战死西充，梓潼人为了纪念张献忠，即于风洞楼塑张献忠金身，岁岁祭祀不衰。清高宗乾隆七年（公元1741年），绵州知州安洪德进太庙拜张亚子。辨认出了张献忠的塑像，当即捣毁，从此，人们又将“太庙”改呼为“大庙”。

无论是唐朝的安史之乱、黄巢起义，还是宋真宗时期的益州叛乱，时逢国家危难，文昌帝君均显灵显化，助国平乱，遂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皇家敕封与百姓信仰，后面逐渐形成了文昌神的信仰体系。

至于文昌帝君为何与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产生如此亲近的关系？背后复杂因果一时难以说清，但是根据清朝《蜀碧》记载，张献忠过梓潼，夜梦一家族兄弟送上帖子，劝诫他不要杀害梓潼百姓，第二天早晨，张献忠便告诫手下将士：“我与文昌已联宗认祖了，梓潼百姓就是我的兄弟，谁都不许伤害他们”，梓潼人遂在张献忠屠蜀期间得以保全，因此，爱民、护民应是文昌帝君愿意与张献忠走近的重要原因。

所以，中华民族立祠拜祭与纪念的，从来都是护国爱民的民族精神，无论其是精是怪还是妖，只要行助国佑民之举，他都是神。

无德无以成功，以德报德，怀感恩之心，这不仅是信仰，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延续与发展。

自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（公元1168年），道家刘安胜（甘山摩维洞主太玄无上上德真君），采用扶鸾手法，虚称文昌口授由他执笔撰成了《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太洞仙经》以来，至公元1961年台湾之吕祖师使用同样手法撰成了《文昌帝君亵字罪律》一书止，历经八百余年，陆续有道家、佛家诸弟子，使用同一手法，以文昌之名，撰成了《清河内传》、《梓潼帝君化书》、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》、《梓潼帝君本愿经》、《文昌帝君功过格》、《文昌劝学文》、《文昌医经》、《梓潼帝君应验经》、《文昌司禄紫阳宝录》、《帝君戒士子文》、《文昌诗格》、《文昌帝君蕉窗圣训》、《文昌忠经》、《文昌孝经》、《延嗣经》、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、《丹桂籍注释》、《文昌帝君戒淫训》等各种版本、注本达五十余种凡200余万言，内容涵盖哲学、宗教、教育、诗词、绘画、压学、民俗等诸多领域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昌文化。

自唐宋开始，文昌帝君就以在科举文运方面极其灵验的名气，成为各地学子共同信仰的科举神祇。

宋朝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中记载其为蜀中神，专掌禄籍，凡四方士子求名赴选者悉祷之。

元仁宗时期，封梓潼神张亚子为“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”，即：“文昌帝君”，从此梓潼帝君就成了文章、学问之神，掌管文昌府的事务。

到了明朝时期，人们对文昌帝君的信仰越来越兴盛，各地兴建文昌宫、文昌阁或文昌祠。

清朝将文昌帝君被列入国家祀典，并通令天下学府建庙立祀，与孔子同样尊贵。

直至现在，我国还保留着有关文昌的活动，每年正月十二至十八，各地纷纷组织文昌出巡，又称迎神会，迎梓潼，来企盼文昌帝君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。在二月初三文昌帝君圣诞日，人们会到庙宇祭祀，举行文昌会，保佑全家吉祥如意、平安美满。

《文昌帝君阴骘文》说：“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，未尝虐民酷吏，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。广行阴骘，上格苍穹。人能如我存心，天必赐汝以福”。

生命不是只有一种形态，在无穷无尽的轮回中，可能呈现各种各样的属性、身份，文昌帝君也不例外，他也曾多次为人，并活成了我们人间的楷模。

所以，我们应如何向文昌帝君求福求禄求功名呢？需以文昌帝君为榜样，济世度人，广行阴骘，福不求而自来。

三界六道众生，若欲修行，也皆应以文昌帝君为榜样，以向善之心共赴大道，大道至简，万物归一，众生皆可修真有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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